1917年距今整整一百年。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1917年是既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年。平凡之处是，没有颁行什么划时代的大政方针，也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全国性事件，高等教育总体上看似按部就班、波澜不惊；不平凡之处是，在各个大学里，又实实在在地由于某些人、某些事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其中有一些变化，其意义深刻而持久，至今仍不失其镜鉴之价值。因此，本文选择191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通过梳理这一年中国大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和事，分析当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变革及其历史意义。
一、概况
1917年中国高等学校的数量还很少，当时在北洋教育部记录在案的高校大约不超过70所：国立大学1所（北京大学）；省立大学2所（北洋大学、山西大学）；高等师范学校5所（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昌高师、成都高师、广东高师）；私立大学3所（中华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4所直辖的专门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其他还有大约50所公、私立的专门学校（如直隶政法专门学校、甘肃政法专门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等）。
另外，当时还有一些虽已开办但却没有在教部立案的高校，其中既有公立的（如外交部的清华学校、交通部的铁路管理学校、实业部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也有私立的（如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大同学院）。除此之外，还有几所身份很另类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等），其另类之处就在于，当时它们都还没有向中国政府立案，严格来说，它们都不能算是“中国的”大学，只能说是“中国境内的”大学。总之，1917年中国的高等学校（以下统称“大学”），数量很少，规模较小，历史也都很短，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就是在这样一个单薄的高校体系中，由于一些人和事，发生了种种的变革，从而使得这一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显示出比较独特的意义。
二、人物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看，在1917年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人物新进到中国的大学之中，正是随着他们的到来，变化才发生了。
毫无疑问，1917年入场的最重要的一位高等教育人物当属蔡元培。1月4日，他正式到北京大学任校长。在这一天之前，不算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的校长在短短四五年内就经历了严复、章士钊（未到任）、马相伯（代理）、何燏时、胡仁源诸公。那时的北大，学生多为京官子弟，教师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还有不少教职是由官员充任的，学校弥漫着浓厚的“衙门”、“茶馆”习气，被指已经“腐败到了极点”。前几任校长虽有心整顿，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均以失败告终。危难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于是在1916年8月底，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电时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电云：“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蔡元培于11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多数朋友如马君武等都劝阻他，不要进北大这个是非之地，弄不好反而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也有几位是劝进的，说“既然知道北大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尤其是孙中山，他力主蔡元培“应当去那个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以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蔡元培最终“服从后说”，决定就任，他于12月21日抵京，并于1917年1月4日到北大上任。这一天上午，蔡元培乘车进校，经过校门口，见校役排队毕恭毕敬向他行礼，他当即下车，“脱下礼帽，规规矩矩地向校役们鞠了一躬”。这一破天荒的举动，“打破了历任校长不理睬校役的惯例，使校役和学生们大为惊讶。”仅此，这一天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就可以记上一笔。
蔡元培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按照“兼容并包、网罗众家”的原则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在其网罗之下，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的有陈独秀、秦汾、何炳松、刘师培、顾孟余、刘半农、朱家骅、吴梅、胡适、沈兼士、周作人、李大钊、徐悲鸿等学者名流。这些学者型教师的到来，对北大后来的发展影响至大，尤其是陈独秀和胡适两位，他们进入北大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强烈的革新意义。
陈独秀当时是《新青年》杂志主编，他于1916年12月下旬自沪抵京为杂志筹款。几天前刚到北京的蔡元培闻讯后，径往陈独秀下榻的旅馆拜访，请陈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因为《新青年》的缘故没有接受。蔡元培心有不甘，仿“三顾茅庐”的做法，在12月26日前后，“差不多天天来看仲甫，有时来得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元培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样子，还允诺陈可以将《新青年》带到北大继续办，终于打动了陈独秀。据传，蔡元培为了减少麻烦，居然在给教育部的呈请信中把陈独秀的履历“包装”了一番。当时教育部对国立大学教授的学历资历都有一定之规，而陈独秀多有不符之处。陈游学日本时，只是在东京高师、早稻田大学等校短期学习，没有取得文凭；陈曾参与创办安徽公学，任过安徽高等学校教务长，这些资历似乎也够不上北大的格子。但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呈请信中却写道：“陈独秀，安徽怀宁县人，日本东京日本大学毕业。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这显然与事实有出入。蔡元培这样做，也许只能用“求贤若渴”、“用心良苦”来解释了。教育部接到蔡元培的呈请信，不明就里，也可能是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准“同意”了。陈独秀就这样于1917年1月中旬进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当时，冯友兰是北大的学生，他后来回忆说，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们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了。”
胡适于1917年9月上旬进北大，这时距离他的26周岁生日还差三个月。一个26岁的“文学青年”，只不过在美国喝了几年洋墨水，何德何能，居然当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事情还是与《新青年》有关。胡适于1910年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博士。留美期间，胡适萌生了“文学革命”的思想，开始给《新青年》投稿，因此与陈独秀有了通信来往，胡适的思想和才情深得陈的赏识。1917年1月，正是胡适准备博士论文最紧张的关头，他却忙里偷闲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他本人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当时，陈独秀刚刚接手文科学长，于是向蔡元培力荐胡适，得到蔡的支持。陈独秀致信胡适说：蔡校长“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并告胡，“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归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胡适当时内心的纠结是可以想象的：一边是近在眼前的博士学位，一边是位高名尊的教授职务，鱼与熊掌何取何舍？胡适最终选择了后者，他不等博士学位到手，便于5月启程回国向北大进发了。胡适后来常常引用英国大主教纽曼的诗句来激励北大学生：“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胡适新进北大之时，这首诗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理写照，一派“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后来的事实证明：胡适来了，北大确实有所不同了。
1917年新进大学的人物众多，再举几位当年新任的校长为例，以此可以推知当时大学校长群体的一个基本概貌。4月，27周岁的阮尚介（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造船系，当时任北大工学院教授兼院长）出任同济医工校长；5月，27周岁的陈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任中华大学校长；7月，金邦正（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理海大学，曾任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校长）任北京农专校长，章宗元（留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曾任北京财政学堂监督）任唐山工专校长；此外还有，金曾澄（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复任广东高师校长（1912初任校长，未及一年辞职）；钟荣光（当时正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讯后即回国赴任）任岭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这所教会大学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位早先虽已在任而1917年仍很活跃的校长，例如，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山西大学校长高时臻（留学英国西南堪邦矿务学校）、清华校长周诒春（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留学日本速成师范科，曾任职清学部实业教育司长）、武昌高师校长张渲（留学日本，曾任教育部视学）、上海工专校长唐文治（进士，曾任职清外务部，出使日、英、法、比等国）、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留学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耶鲁大学）、大同学院校长胡敦复（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湘雅医专校长颜福庆（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等。
从这些新进大学的重要人物以及校长群体的情况来看，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新”。这个“新”，不单是1917年“新进”大学之新，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些人都是新派人物，属于新型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其中几位还是老同盟会员；他们都具有新的思想观念，有新的知识和学问，还有新的言行方式，其中不少人就是那个时代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这些新型知识分子的到来，犹如阵阵新风吹进了当时还很单薄的大学，大学的新旧交替也就势不可挡地要发生了。
三、事件
人和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样的人，往往就会有什么样的事。1917年中国的大学里所发生的一些重要变革及事件，多与前述诸人有关。以下略举数例以资佐证。
1．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
蔡元培本来就是以“整顿”的姿态进入北大的。他在决定去北大就任之后，常念叨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颇有一点壮士出征的意思，也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1月9日，蔡元培对北大师生发表就职演说，他毫不忌讳外界对“本校之腐败”的指责，历数其种种表现，同时开宗明义，把大学界定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对大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为“学问”而来，切不可为“做官发财”而来。这个就职演说，表明了他到北大的目的之所在，也道出了他的改革目标之所在，当然，多少也有一点下马威的意思。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大多在1917年就启动了，这些改革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聘新辞旧，更新师资队伍。蔡元培深知，一支新型的师资队伍，是满足其大学定义的首要条件，也是推行其他改革的基础。聘新人，其实蔡元培在决定到北大就任那一刻起就着手进行了，如“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所以他能在1917年就延聘到那么多的新派教授。在当年8月中旬致法国朋友的信中，蔡元培请他们为北大物色外籍教授，多项条件之中有“新党”、“热心教授中国人而不与守旧派接近者”两条，其聘“新”的倾向性一目了然。相比之下，辞退不称职的旧人，难度就大得多了，因为当时北大的许多教师与政界、军界等都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加之有些专任教员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但蔡元培顶住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辞退或者不再续聘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基本实现了聘新辞旧的目的，使得北大的师资队伍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更新。
二是调整学科，推动学术研究。蔡元培于1月底提出一案，大学应专设文、理二科，而法、商、工、农、医等科则应分出去，或单设或合并，其理由是“治学者”方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只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在他眼中，文、理科属于“学”，法、商、工、农、医等科则属于“术”。为此，蔡元培在校内外多方游说，于当年暑假前后，将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大学，将国史馆并入北大，而在校内，则将商科并入法科，在文科增设史学门，在理科增设地质学门，从而使北大的文、理二科得以明显加强。与此同时，蔡元培从创办各科研究所入手，推动纯学术的研究。至1917年底，北大的文科、理科、法科等研究所相继成立。此外，他还发起成立各种研究会、学术演讲会，创办学术刊物。北大学术风气由此大兴，“研究高深学问机关”的雏形初成。12月底，蔡元培又联合北京其他高校，发起组织“学术讲演会”，将科学研究和学术讲演向社会公众传播。
三是改革教学。蔡元培于1月推出了“北京大学教员担任教科钟点办法”。该办法规定，本校专任教师“不得再兼任他校教科”，其所应担任的教学时数“以20小时为度”；并规定“教员中有为官吏者，不得为本校专任教员”。这初步改变了专任教师校外兼课过多、政府官员在校任课过滥的局面。与此同时，蔡元培倡导研究性的教学，要求“以后所印讲义，只列提纲”，而“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则“尤赖一己潜修”或“自行参考”。在10月中旬前后，因“教员中有自美留学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蔡元培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单位制），并召集有关教授草拟具体实施办法（于1919年正式施行）。
四是健全“评议会”和“教授会”制度，实行教授治校。1912年，在教育总长任上的蔡元培手订《大学令》，规定了大学评议会和学科教授会的职权及组成。蔡元培长北大后，终于有了宏图再展的机会，他主持完善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进一步明确评议会为全校最高权力机构，并在秋季开学后选举出了新一届以教授为主体的北大评议会，同时在评议会下设多个负有管理职能的委员会；12月，评议会通过了《各科教授会组织法》，各学科教授会相继选举产生。自此，北大教授治校制度基本成形，且为其他高校所效法。
2．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课的“思想造反”
胡适在北大的第一学期上3门课，其中一门是哲学门一年级的“中国古代哲学”课。这门课对胡适来说难度不小，光听课的学生，其中就有年龄比他还大、国学根基甚至还强过他这位老师的狠角色，更何况另有一位宿儒同时在高年级讲这门课。可能是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也可能是仗着几年的洋墨水壮胆，胡适竟一反常例，挥起大刀，将唐、虞、夏、商各代拦腰砍去，而以老子、孔子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起点开讲。他在讲义提纲中解释了原因，即唐虞夏商的哲学思想既“无处可考”，又“很幼稚”。顾颉刚当年正是这个班上的学生，亲聆胡适的讲课，他后来描述当时课堂上的情形，胡适“这一改”简直就是一场“思想造反”，把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以至“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适的课别开生面，成为北大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他一上来就“思想造反”，似乎又预示着他在北大有某种别样的“大任”，而不仅仅只是一位普通的年轻教授。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仅在1917年秋季学期，新来乍到的胡适就忙得不亦乐乎，除上课外，他多次在校内外演讲，大谈“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先后被推举为校评议会评议员、英文科教授会主任；12月3日他一手创办的哲学研究所成立，他担任主任；其间还参与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北大当时研发选修制，实行学科教授会制度，有迹象表明胡适是主要的提议人。在北大那一阶段的各项大小改革中，胡适的活跃身影已随处可见了。
3．南京高师办学方针的转变
郭秉文辅佐江谦，改变了原先“就师范办师范”的套路，提出“寓师资于大学”的办学方针，主张将师资的培养建立在大学的学术基础之上，南京高师的校务因此大有改观。在学科体系方面，南京高师于1916年设体育专修科、工艺专修科，为国内之先；1917年，又先后设立商业专修科、农业专修科、英文专修科。邹秉文、陶行知等一批著名学者也在这一年到南京高师任教。建校短短两年，南京高师大有异军突起之势。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刚进校不久的陶行知发现“教授法”一词在校园内很流行，课表、公文、言谈中随处可见可闻。他认为，这个词不符合教育规律，反映出当时“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事实。他还说：“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教授，教师以被称为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因此，他提出应该用“教学法”一词来代替“教授法”。在1918年初的一次校务会议上，他正式提出了这一改革案，却未获通过，后来由于郭秉文力挺，南京高师终于正式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随后，“教学法”一词迅速被全国教育界所接受。
4．复旦公学升格为复旦大学
复旦公学建于1905年，是震旦公学学生集体退学的产物。民国初年，复旦公学向教育部申请立案，“即批准按大学办理，但因种种条件限制，未能如愿。”非但没能改成大学，连立案也迟迟没有解决，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学校只设预科没有本科的缘故。李登辉1913年长校后，花了很大力气办了文、理本科，但规模仍然很小。为扩大学校规模，李登辉鉴于上海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于1917年开始筹办商科。当年夏，复旦商科正式开办，聘请蔡竞平（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科主任。果然，当年的入学人数大幅上升，这也“标志着复旦的办学方向发生转折，应用性学科开始占主导地位”。当年9月，复旦公学校董会作出决议，正式将学校改名升格为复旦大学。
5．同济医工专门学校“3．17事件”
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的前身是德文医学堂，1907年由德国人开办。1917年3月14日，中国对德宣战，17日，上海法租界当局以学堂是德国资产为由，派兵封锁校园，强行封闭了学校，此即“3．17事件”。事件发生后，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师生一面抗议租界当局的暴行，一面到政府各部门交涉，要求国人收回学校办学权。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经教育部“同意”，学校于３月下旬迁往吴淞，并组建了由华人（沈葆三、沈恩孚、虞洽卿等）组成的校董会，由校董会推举阮尚介担任校长。阮尚介接到通知后，于4月10日到上海就任，经过几天的奔波，终致学校在4月16日正式复课。在他的提议下，校董会制定了《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则》，确定“本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底，以“同济医工专门学校”校名在教育部正式立案。
6．清华校董会重组与周诒春辞职
周诒春于1913年秋任清华校长，是清华学校前期任职时间最长、建树最多的一位校长，如确立清华校训、扩充课程、设立大学部、主持兴建校舍（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大礼堂）等。周诒春治校以严格著称，难免有独断之虞，也容易得罪人。因在兴建校舍、提高教师薪酬方面花费太大，一时搞得物议四起。外交部很不满，于1917年8－9月设立了“基本金委员会”并改组校董会，两会的成员基本是一拨人，均由外交部的参事、科长们组成，以加强对清华的“管理”。火上浇油的是，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数人联名给外交部写信，控告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包括“校费浩大，任意挥霍”、“薪津没有标准，借此结纳显要”等。控告者还将此信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公开发表在北京的报刊上，更是弄得满城风雨。随后，就有了10月25日清华校董会制定的新《章程》，规定了很严苛的经费预算和使用条款，如“每次支出数在二百元以上者”，必须“交董事会核定后方得动支”。明眼人一眼可知，《章程》意在限制校长个人权力，将财权收到校董会手中。周诒春也是性格使然，对诬告信持不予理睬态度，不辩一词，遂于1918年1月4日愤然辞职，清华校、部之争暂时告一段落。
1917年在中国的大学里，除了以上列举的诸项比较引人注目的事件外，还有不少值得提及的其他事件。如，东吴大学授予研究生徐景韩、陈调甫化学硕士学位，据称这是“全国高校最早授予的化学硕士学位”；北京农专9月成立农业简易讲习所，招收附近农民子弟30人入学，开我国农业高校培训农民之先河；基督教会主办的潍坊文理学院、青州神学院等9 月迁至济南新校址，齐鲁大学实际成立。诸如此类，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意义
1917年中国大学里的这些人、这些事，只是当年中国大学里各种重要人与事的冰山一角，但却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很能反映中国大学当年所经历的新旧博弈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种种变化，很能说明1917年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不同寻常之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意义。
1．对大学本质的认识迈出了一大步，“高深学问”的观念在大学里基本成为共识
从蔡元培把大学定义为“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到《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则》确定的“教授高深学术”宗旨，再到胡适的“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郭秉文的“寓师资于大学”，无一不把大学界定位在“高深学问”的层面上，无一不把“高深学问”看作大学的本质内涵，看作大学生存逻辑的一个学理性、合法性的前提。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之所以不能被其他任何机构所代替，之所以享有高大上的社会威望和地位，之所以能够特立独行甚至还比较任性，似乎全都可以在“高深学问”那里找到合理的解释和依据。中国近代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是，早期的创办者只是仿制了西方大学之形，却忽略了大学之魂，对于”大学是什么”的问题并未真正想明白。奏定《大学堂章程》把大学的办学宗旨表述成“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就是一个例证。民国初年由蔡元培亲订的《大学令》将大学宗旨确定为“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是认识上的进步，但可惜的是，这个宗旨在当时显得曲高和寡，使得应者寥寥，更不要说在实践中落实了，更可悲的是，蔡元培还没有来得及施展，就因政局动荡而辞职远赴欧洲了，人走政息，只能徒叹奈何。1917年的情况不同了，蔡元培又回来了，而且出长北大，加之还有那么多在欧美大学里熏陶多年的新型知识分子走进了大学，“高深学问”终于不再是蔡元培的独唱，而是汇成了一首颇有声势的大合唱，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时代之声。
当然，对于什么是“高深学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处理办法。在蔡元培的眼里，似乎只有文、理二科的纯学术才算得上是“高深学问”，所以他在北大裁撤工科，缩减商科，用省下来的钱加强文、理二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它多多少少削弱了北大的整体学术实力，在当时也有人（如周春嶽）提出过异议。与蔡元培相反，在李登辉、阮尚介、郭秉文等人的眼里，商科、工科、农科也很“高深”，因此，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新设此类应用性学科。这反映了他们对“高深学问”具体内涵的不同理解，也反映了不同的大学对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判断和选择。但总的来看，“高深学问”在1917年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共识，成为大学的共同追求，并且开始在大学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这才有了大批留学欧美的新型知识分子回国进入大学，有了雨后春笋般的研究所、研究会、学术刊物，有了各种学说、理论、主义的争奇斗艳。
其实，蔡元培把“高深学问”限定在纯学术的层面上，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在一个读书做官思想延续了数千年的专制社会里，读书人眼中最“端正”的“趋向”莫过于博取功名，无奈1905年科举被废，科甲晋身的路被堵死，在这种情况下，许多
读书人转而把大学看作科举的替代品和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这在当时的北大尤为明显。但是，读书做官思想不仅有悖于现代大学的宗旨，而且是烈性的腐蚀剂，会严重腐蚀大学的神经，毒害大学的中枢。蔡元培意欲缩减法商等科，一个不太说得出口的理由就是，他认为法商等科是北大“当官发财”思想的渊薮，“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蔡元培在北大倡言“高深学问”，既是他的大学观使然，也是他用以扫除升官发财思想的现实需要使然。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举措对抑制升官发财思想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这也正是“高深学问”的力量之所在。当然，升官发财思想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仅仅以“高深学问”做武器是远远不够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身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2．大学的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开始加强
清末民初的私立大学，本来是比较独立的。北洋教育部虽于1913年颁布了《私立大学规程》，但这个规程只是规定了一些基准性、程序性的事项，对私立大学的办学行为并无特别限定，其实，即便有限定，私立大学也未必当回事。复旦公学迟迟没有在政府立案，一切办学都照常进行，没有受什么影响，连升格为大学也是由校董会做出决定即可生效。东吴大学授予硕士学位，也是学校自己的事情，不用谁来“授权”。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虽然是在政府立了案的，但改组校董会、更换校长之类，也是校董会全权负责，所谓报教育部“同意”只不过是个形式，备案而已。
公立大学是政府办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校长由政府任命，校务上的重要事项均须政府批准（如北大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办学行为也多受政府掣肘。因此，公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矛盾的一个焦点。政府官员如果开明一点，大学的日子可能就稍微好过一点；如果庸官恶官当政，那么胡作非为的事也是司空见惯。个中奥妙，也许没有人比曾在政、学两界都身居高位的蔡元培看得更清楚了。蔡元培在北大推行“教授治校”，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增强学校的自主性，提高学校自主管理的能力，以使学校与政府保持必要的距离，使办学行为尽量少受体制和官员的掣肘。1917年9月底教育部颁行《修正大学令》，删去了民国初年《大学令》中“学科教授会”一条。两个多月后，也就是12月，蔡元培却在北大组建了各科教授会。据说，《修正大学令》也是出自蔡元培的手笔，如果此事确切，那么可以给出的解释就是，学科教授会是大学内部的事情，由各校自行决定，无须在部令中规定；如果蔡元培没有参与修订，那么可解释为，不管部令删不删这一条，北大有权自行决定组建教授会；法无禁止，大学全都有权自主。蔡元培当年辞退几位不称职的教员，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人甚至以“你还要不要当校长”相威胁，蔡元培“一笑置之”，以一己之力顶住了这些压力。这当然与蔡元培个人的地位和威望有很大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蔡元培没有把这事看作是校长与政府官员之争，而将其看作大学和政府的关系问题，他要捍卫的，不是作为校长的个人权力，而是整个大学独立自主办学的权力。相比之下，周诒春的辞职，是以消极方式抗议政府对清华的过度干预，可以看作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维护大学的独立性。
大学的这种独立意识和自主能力不是凭空形成的，也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本质上与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定位于“高深学问”密切相关，二者成正比关系。大学越是定位于“高深学问”，学术性越强，其独立自主性也就越强，就越有能力避免或抵制来自体制和权力的干预，反之亦然。因此，大学在1917年前后真正开始定向、定位于“高深学问”，其独立性、自主性相应地增强，就是一个必然的后续效应。
3．在大学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
随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的到来，尤其是最早几批庚款留美学者在1917年前后陆续回归，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被带进了大学校园。这种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一方面体现在学术研究中，另一方面也被引入教学过程中。胡适腰斩“中国古代哲学”，从表面上看只是一门课程的改革，而且“腰斩”一刀也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只要足够胆大就行，但“腰斩”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胡适是用一种与传统学术全然不同的新方法来讲授诸子哲学，这才是真正要害之处。他每一讲都从对人物、文本的考证开始，力求资料的可靠性，注重对时代背景的分析，注重科学的推理，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诸子的思想，如用形学、光学、力学原理来解释《墨子》。胡适的这套科学方法，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就是杜威实验主义方法的应用，但是，这个方法重视证据，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没有证据的内容不讲，仅就这一点而言，与传统主观臆断的方法相比，它的科学性、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思想造反”的真正实质是在这里。同样，陶行知在南京高师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其中的旨归却天差地别，它体现了教育观的一种重大转变。
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在大学学术和教学过程中的传播和应用，虽然发生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但不能低估其作用。这些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不是孤立于“高深学问”之外的某种东西，它本身就是“高深学问”的一部分，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一种具体的学术、教学方法的改变，更主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思想方式的改变，因而更具基础性、根本性、广泛性的革新效果。当这些新的科学思想和方法广泛进入大学的学术和教学过程中时，大学作为“高深学问机关”的认识论基础就会更加巩固，大学的本质属性也就会更加凸显。
4．改革本身显示了大学“基层渐进式”改革方式的特殊效应
1917年发生在中国大学里的这些改革，基本都不是全国性或整体性的，它们都发生在一校之内，许多都发生在比较微观的工作层面上，其中的许多改革其实是就事论事，一事一改。因此，这些改革很符合伯顿·克拉克所定义的那种“基层”、“渐进”式的高等教育改革模式。改革的范围：以学校或更基层的组织为限；改革的方式：在实际的工作进程中加入改革的要素，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推进；改革的动力：来自大学内部，主要是校长或教师；改革的目标，是有形的制度及“无形”的思想观念。从1917年中国大学的种种改革尤其是北大的改革实际来看，这种基层的渐进式改革显然更加符合高等教育的内在规律，更加切合高等学校的本质特性，改革的针对性和适切性更强，改革的效果也更深入、更持久、更显著，因为它所改变的不仅涉及制度、成例，更涉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言行方式。相比之下，那种自上而下以行政化方式推行的全国性、整体性高等教育改革（如1927年推行“大学区制”），虽然主事者自以为得计，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但由于这些改革借助行政权力以“一刀切”的激进方式进行，基本都不切合高校的实际，反易引起基层高教工作者的反感、逆反以至于抵抗，这些所谓的“改革”，最终结果大多不外乎两种，或者流于形式，或者沦为瞎折腾，其弊远大于其利的也不在少数。1917年中国大学里以“基层渐进”方式推行的种种变革，值得后世的教育主事者们反思和借鉴。
总而言之，1917年因为斯人斯事成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大学制度和观念的新旧交替加速，传统学府向“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的转变加速，科学与民主因素在大学里的生长加速，因而也使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加速。可以认为，1917年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大学里初步见效的一年，也是为五四运动唱响先声的一年。在此，谨引两位著名学者对1917年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尾———周策纵：“蔡元培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因此，“很有理由把‘五四时代’定在1917年到1921年这段时期之内”。许美德：“就我个人观点，我认为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作者：周川 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